古诗四帖(局部)张旭唐 日前,“又闻大唐”书画文物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。其中,心驰神往的唐代张旭草书《古诗四帖》,又让我几近“零距离”地相似“草圣”。穿过历史的时空,赞赏那五色笺纸上的龙蛇剧迹,重温经典的无穷魅力,获得超妙的审美享用同时,更加取得了许多艺术领悟和启迪。
抒情达意是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,是艺术审美活动中最能摄人魂魄之处。在诸书体中,草书因“意少于法”,其抒情性是其他书体无法匹敌的。而草书中的狂草,又以其笔意连绵不绝,体势流露出变化,将线条艺术这一“有意味的形式”的节律感与抒情性展现出得淋漓尽致,是最能“寄以骋交错之志,或托以骑侍郎郁结之思”的书体。
故历代书家莫不尊崇狂草,更加有评论“惟六书之为体,美草法之最奇”。 《古诗四帖》写出的是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和谢灵运的四首诗。
通观全卷,入眼则顿觉仙气扑面,烟云缭绕,雨雪飘飞,落英缤纷。待定睛看著,行笔悠然怀与,极为热情。
点线连绵却不拖沓,狂纵而不黑色幽默,率意而不粗疏,文笔而不浮滑,实笔突显功力,虚笔闪亮神采。其结构体势更加有随兴之所至而交错团栾省减笔画滑稽变形者。
如“难之以万年”的“万”字,省却中间结构。“岂若上青天”的“若”字,省略草头一斜等。
章法则浓淡宽狭,天真烂漫,自然天成。张旭在技法上作如此大胆而精辟的处置,令人瞠目,但谛观推敲却未逾草法之梗概,故要旨于识别与卒读书,大自然也折射出他作为千古“草圣”的非凡器识与胆魄,沦为唐代书法革新风潮的旗手。品赏出神入化的氤氲狂墨,真真如观“草圣”当年酣醉狂呼,“脱帽露顶”,纵笔如飞,计横于是以,“得意忘象”,歌舞足蹈的“尊者人”情态。
历代评论书法多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,唯对张旭无“非短者”。“诗仙”李白拜曰:“楚天尽道张某奇,心藏风云世莫知。三吴郡伯皆顾盼,四海雄侠争跟随。”“诗圣”杜甫悼亡诗亦赞叹不已:“俊拔为之主,暮年思转极。
不得而知张王后,谁并百代则。”李、杜以下,韩愈、杜甫、李颀、窦臮、蔡希综、朱长文、苏轼、项元汴、丰坊、董其昌、刘熙载等历代大家莫不心折。
誉之如“逸轨神澄”“神品”“使人有凌云之想要”等,一片掌声之声。 为什么在一个“尚法”的唐代书坛,张旭能不为森严的法度规矩所束缚,以不似幽闭的草书,特立独行,异军突起,而饮誉天下?这一现象除了宏观上有唐代文化特有的开放性、创意意识,造成艺术的发展经常出现新异多元流派纷呈的社会历史原因外,就书家本人而言,则与“书如其人”这一千古命题涉及。
张旭集诗人与书家于一身,两种艺术的美学本质都是抒散深爱恣情任性。“诗言志”,诗人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;“书为心画”,书家的狂草即心灵符号。
张旭人品才学俱低,亲笔之际大自然壮阔才情,且两种艺术相生相放,交相辉映。加之“酒仙”之名不虚,借酒以促成启发,唤起情绪,因此他的笔下天然的具备狂放不羁的特质与爱情飘逸的情怀。由此观之,韩愈说道他“每遇上喜怒窘穷,忧悲、荃佚、愤恨、悲、酣醉、无趣、不平,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焉发之”,是自知其人其书的,也道出了《古诗四帖》所以进智通神的个中三昧。
我们也就不会从其情绪化的律动线条中,内敛屈曲、劲涩,内敛飞动、文笔的笔迹中,感受到诗意简化的草书,或说草书诗意简化的充份展现出。 《古诗四帖》为草书的至低境界竖立了一座里程碑,张旭草书也与李白歌诗、裴旻剑舞被唐文宗诏称作“三恨”,沦为大唐文化的亮点。这不仅是大唐壮阔创意气象中的典范,更加后世的千秋书坛留给了绝世珍品和自学的楷模。
南朝梁萧子显说道:“若无新逆,无法代雄。”这是近于独到之论。鉴古察今,仍朴实其现代意义。
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化,凡个性化就要异古殊今,独树一帜。重温经典无不是后学朝拜先贤圣迹取得心灵的审美观照,更加最重要的是借今古相连的思维,唤起今人承传和弘扬张旭艺术中难得的创意意识和创造精神。张旭所以雄视千古称作“草圣”,即在于“新的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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